“最近我在看房,现在房市实在太火了,几乎是抢着付定金,一些户型很差的房子,我以为没人要的都很轻易成交了。据平安银行(000001,股吧)负责贷款的人介绍,他有一天曾经做过40个房子的贷款。”新成婚不久准备购房备孕的焦女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。
8月以来中信房地产指数累计涨幅达16.63%,带动现货指数以及股指期货震荡上行。事实上,螺纹钢期货在供给侧改革的助推下,早已吹响上涨冲锋号,房地产销售的火爆,更加注了多头的筹码,在这场反弹中,小股指反而成为大股指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近期,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再现抢房抢地风潮,一边是房价上涨,以北京为例,据链家地产数据统计显示7月北京市均价上涨4.37%,报49179元/平,8月19日单日成交量391套,带看量14040套/次。
另一边则是“地王”频出,2016年8月17日上午,上海静安中兴社区两块地正式出让,起拍价46亿元,吸引了18家房企及联合体前来竞价。最终由融信中国以总价110.1亿元竞得,溢价率139%,可售楼面单价14.3万。
“M1增速创新高而M2增速创新低,主因是房地产销售火爆居民加杠杆企业现金流改善、企业存款活期化,M1上升未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和M2,货币流通速度下降,脱实向虚,压低无风险利率,推高债市、价值股和土地价格。”方正证券首席分析师任泽平表示。
作为反映实体经济冷暖的螺纹钢和期指,在对实体经济冷暖的衡量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。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指出,螺纹钢反映实体经济的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情况,而期指(包括现货指数)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和企业利润率。2009年“四万亿”刺激带动经济V型反转,螺纹钢和股指出现同涨的特点;2011年开始中国进入人口红利观点,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,这叠加国内主动调结构和产能过剩,商品总需求下定伴随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,螺纹钢期货价格和期指联袂持续下跌。
2016年国内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导致商品,尤其是钢铁行业在去产能方面取得进展,而地产和基建双驱动又带动了阶段性需求回暖,从而螺纹钢价格展开中级反弹行情,但是股票由于企业投资回报率依旧低迷(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背景下的常态),又叠加杠杆控制措施,从而螺纹和期指走势背离。
“进入今年7月份,螺纹和期指又开始略微恢复正相关的联动,但是目前高收益资产荒下,如果改革不彻底,那么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处于低位,二者很难恢复联动性上涨的走势,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,资金轮动炒作效应会越发明显。”他说。
程小勇统计发现,螺纹钢和沪深300指数期货、上证50指数期货联动性要更好些,而与中证500指数期货联动性要差些。
“内在逻辑在于螺纹钢作为钢铁行业传统旧经济,其回暖主要是依托投资驱动,相关上市公司股票主要是大盘蓝筹股之类,而中证500作为中小盘股,反映的是新经济,其依靠创新,而非传统原材料、基建和地产行业,因此螺纹和中证500指数相对要差些。”程小勇说。
流动性手握涨跌阀门
“土地市场作为房地产市场产业链的上游,往往是市场繁荣传递的最后一环。”国联证券分析师张晓春表示,这一轮房地产复苏繁荣的周期开始于2015年夏季的新一轮刺激政策,至2016年一季度已经传导至投资端,二季度末则影响到土地市场。事实上在5、6月份,一线城市郊区以及部分二线城市就频出“地王”,多宗土地以溢价率200%以上成交。
任泽平表示,2015-2016年房价大涨的根本原因是低利率和货币超发,不断降息提高了居民支付能力。自2014年“9·30新政”和“11·21降息”以来,房价启动新一轮上涨。2015年“3·30新政”和下半年两次双降,房价启动上涨模式。
其表示,事实上,近年中国房价大涨只是全球的一个缩影,美欧日等资产价格也迭创新高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,全球央行货币宽松政策层层加码,从降息、资产购买计划到货币贬值、负利率等。货币政策发挥到了极致,但经济和通胀仍然低迷,资产价格却迭创新高。
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,当前城镇户均1套住房,趋于饱和。但区域分化明显,三四线高库存,一二线城市由于人口流入、产业高端、公共资源富集等还存在供求缺口。
但追根究底,对于未来房价走势,任泽平认为关键在货币松紧。“如果未来继续通过放货币托底经济,利率不断创新低,货币继续超发,那么房价还会不断创出新高。反之,则房价可能见顶调整。”
他表示,如果未来继续通过放货币托底经济,利率不断创新低,货币继续超发,那么房价还会不断创出新高。反之,则房价可能见顶调整。自“2·29”降准以来,货币政策回归中性,主要受上半年经济L型企稳、通胀预期抬头和房价暴涨制约,现在第一个逻辑已经被破坏,第二个逻辑正在弱化,第三个逻辑尚待新一轮房地产新政的效果,货币政策再度宽松的空间正逐步打开,未来货币政策可能从主动放水转向衰退式宽松。
渤海证券分析师周喜则认为,实体经济需求的不足限制了宽货币向宽信贷的转化,却推动了资产价格的持续提升,货币政策立足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凸显。因此,国内稳增长的短期利器将是财政刺激,长期保障则是改善民营资本的回报预期,而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则将回归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,加力式的货币宽松愈加难以企及,监管趋严下的宽松预期正在改变,Shibor利率的震荡下限将难以再降。